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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徽講壇·學術論壇第一期紀要

發布者:     [發表時間]:2021-01-02     [來源]:     [瀏覽次數]:

2020年12月23日下午,由歷史文獻研究所及“文獻學與經學史”研究群主辦的舜徽講壇·學術論壇第一期在科學會堂301會議室順利舉行。講座主題為“從《春秋左傳補注》的撰作過程看惠棟漢學思想之演進”,由歷史文獻研究所樊寧老師主講,陳冬冬、吳柱擔任點評人。歷史文獻研所、中國古代史教研室董恩林、張固也、黃玨、馮玉榮、郭濤、謝祺、呂思靜等老師出席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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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伊始,樊寧老師指出,目前學界往往將《春秋左傳補注》用來探討惠棟精研詁訓、尊古崇漢的治學思想及其特質,卻很少關注這種思想的具體形成過程。樊寧老師從文本考訂入手,首先梳理了惠氏批校本、稿本、刻本之間的關系,考述《春秋左傳補注》撰作之大略,以此為基礎,探尋惠氏《左傳》學思想的演變軌跡,明晰其漢學思想的形成過程。提出惠氏《左傳》學思想并非學界普遍認為的將尊古崇漢一以貫之,而是經歷了由漢宋兼采到尊崇漢學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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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部分,樊寧老師詳細介紹了惠氏《春秋左傳注疏》批校本、惠棟《春秋左傳補注》稿本和刻本的情況。

惠氏《春秋左傳注疏》批校本原本或已不存,樊寧老師所據為清人張爾耆過錄本,見載于《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該本有朱、墨雙色校語,朱筆為惠有聲或惠士奇校語,墨筆爲惠棟校語,墨筆數量占三分之二以上,包含惠棟晚年批校語。

惠氏批校語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其一為校勘文本異同。惠氏批校本《春秋左傳注疏》以毛晉汲古閣本為底本,屬十行本系統。批校語顯示,惠氏主要使用宋刻八行本對勘毛本,批語中一一羅列異文并有所判定。此外,惠氏還使用唐石經進行校勘,糾正顧炎武校勘之誤,并對唐石經的初刊、改刻、補刻做出詳細考察。由于宋刻八行本不附《釋文》而毛本有《釋文》,惠氏借明翻刻宋本《春秋經傳集解》對這一部分進行了校勘。惠氏批語不僅列出諸本不同之處,還原宋本面貌,有助于明晰八行本與十行本之差異,還校正了毛本諸多錯譌衍漏,體現出實事求是的校勘態度。其二為批駁杜注孔疏。惠氏批校本中,惠有聲、惠士奇、惠棟三代手跡都有糾杜注舛誤之語,可與《左傳補注》序文相印證,說明惠氏學有淵源。其三為闡釋經傳文意、評述人物事件。除了訓釋字之外,批校語中還有許多闡釋經傳文義、評述任務事件的條目,也是惠氏《左傳》之學的另一特點。其四為博采群書引文。批校本廣泛搜集材料,征引文獻上及先秦兩漢,下至時人著作,不分時代,不分漢宋,凡可取者皆抄錄匯集;多直錄原書,羅列各說,考釋與裁斷之語較少。

接下來,樊老師詳細介紹了《春秋左傳補注》稿本的情況。該本現藏于上海圖書館,有一冊,四卷。全書無界欄框格,無頁碼,正文以墨筆大字書寫,半葉十行,行二十字, 整齊利落,清晰醒目,首頁首行頂格題“春秋左傳補注卷一,東吳惠棟”,其馀九行皆上空一格書寫。卷首右下方有“虞山李氏”和“卷盦六十六以后所收書”兩方朱文藏印。書內有大量刪改、勾抹、增補的筆跡。

《左傳補注》稿本對推測此書撰作時間意義重大。就現有材料來看,《左傳補注》初名為《春秋左傳考》或《春秋考》,與《九經古義》初稿《九經考》為同一系列著作,皆撰于雍正十二年以前。至乾隆六年左右,隨著“古義”思想日趨成型,惠氏又作相關修訂,乾隆八年惠氏得見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又進行增補,故《左傳補注》稿本修補部分完成于乾隆八年或稍后。

隨后,樊寧老師介紹了《左傳補注》的刻本系統。惠氏《左傳補注》刻本主要有六種。乾隆十三年李文藻校刻本為初刊本,內容完整,無闕文,訛誤較少,刊刻精美。《四庫全書》所據底本為李氏刻本,二者基本一致。乾隆五十四年周永年《貸園叢書》重印本是李氏刻本的修補后印本,阮元主編《皇清經解》本是據李氏書板重新刊刻,然二書皆有不同程度的墨釘與闕文,版本價值大打折扣。《墨海金壺叢書》本與《守山閣叢書》本經過校增刪改,新增不少訛誤,故版本價值最劣。由此可見,《左傳補注》的刻本系統較為簡單,李氏刻本為其祖本,版本質量最高。

第二部分,樊寧老師向大家介紹了惠氏批校本、稿本和刻本的關系。

首先,比較批校本與稿本可以發現,惠氏批校本與稿本的內容差異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批校本有,稿本無,僅隱、桓、莊、成四公,批校本就比稿本多出632條校語,可見惠氏并未將所有批校語都放入稿本中,而是擇取了一小部分。二是稿本有,批校本無,僅隱、桓、莊、成四公內容中稿本獨有的校語有32條,可見惠氏撰寫稿本時,又進行了增補。三是批校本與稿本皆有,但內容存在差異。可見惠氏并沒有將批校語全部放入稿本,而是有所選擇,并在批校語的基礎上,增補考辨,得出結論。這使得批校語簡單散亂的色彩逐漸退去,稿本的每條校語變得詳實有據,言有所本,顯示了惠氏深厚的考據功底。

其次,《左傳補注》稿本與刻本也存在諸多不同,主要表現為分卷差異和內容差異。

稿本分四卷,卷一隱公元年至僖公三十三年,卷二文公元年至襄公九年,卷三襄公十年至昭公十二年,卷四昭公十三年至哀公二十七年。而刻本則皆分六卷,卷一隱公元年至僖公二十一年,卷二僖公二十二年至宣公十八年,卷三成公元年至襄公二十一年,卷四襄公二十二年至昭公三年,卷五昭公四年至昭公二十四年,卷六昭公二十五年至哀公二十七年。

內容差異可分三類。一是稿本有,刻本無,統計隱、桓、莊、成四公,稿本有33條校記刻本皆無,可見惠氏進行了刪減。二是稿本無,刻本有,此類亦有12例,當爲惠氏增補而來。三是稿本與刻本皆有,然文字存在差異。

由于惠氏《左傳補注》稿本與刻本內容存在諸多不一致,可見刻本所據底本很可能非此稿本,而在同一條目中,刻本多對稿本內容進行修補,故刻本所據的底本很可能是一個晚于此稿本的修訂本,這豐富了我們對《左傳補注》版本流傳過程的認識。

此外,批校本中包含惠棟晚年論定之說。惠氏傳《左傳補注》初稿時仍征引《古文尚書》及偽孔傳,而刻本和批校本則指明其為偽書。又,成公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條,稿本僅羅列版本異文及他書引文,未有片詞分析,批校本則在異文的基礎上,增加《漢書》引文,并從杜注解釋及詞句對應上剖析,最終認爲作“養以之福”更符合文意,同時指責唐石經之謬。可見批校本此條應作于刻本之后,極可能是惠氏晚年增補而來。

樊寧老師介紹了惠氏《左傳》學思想形成的路徑,將其大致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實事求是、漢宋兼采的早期思想。從批校本與稿本可知,惠棟自幼承襲家學,治《左傳》主糾杜注之失。征引著作上,博采衆籍,不分時代,旁搜廣摭,漢宋皆采,凡有可取者皆鈔錄匯集,無門戶之見;撰述體例上,多直錄原書,羅列各說,不分次序,較少作裁斷,尚缺乏詳細嚴謹的分析考釋,體現出未經深入闡述的雜亂。不論是征引唐以前之書,還是唐宋以下諸說,惠氏的目的就是規正杜注,此亦是撰作之初衷。可見,惠棟早期的《左傳》學思想并不是崇尚漢學,主要還是以實事求是、漢宋兼采爲主。

第二個階段是由“漢宋兼采”到“獨尊漢學”。《左傳補注》稿本完成后,此后數十年間惠氏又進行了大量刪增修訂工作,直至晚年仍在繼續批校。而經此一過程,惠氏的《左傳》學思想傾向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學識不斷積累,在修訂過程中,惠棟逐漸開始懷疑、否定、批判唐宋以下的經解之說,此乃其思想由唐宋返漢的重要轉變,漢學化傾向日趨顯現。惠棟一方面批判唐宋之后的經說,另一方面則有意識地匯集漢儒古注并加以闡釋,逐漸使得《左傳》的經義條理清晰,漸趨明暢。從《左傳補注》的修訂過程中,我們亦可窺見惠棟漢學思想的形成與其家學傳統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表現出明顯的承襲性。

最后,樊寧老師提出,對惠氏思想形成過程的考察,可以對學術界目前的兩種主流觀點有所補正。這兩種觀點一方認為惠棟以漢學治《左傳》,而尊漢太過,惟漢是從則是其缺點與不足;另一方則主張惠棟兼有“尊漢求古”與“實事求是”兩方面特點。以上兩種觀點皆依據《左傳補注》刻本而來,而刻本并不能準確反映出惠棟的《左傳》學思想,因此,結合批校本、稿本和刻本,梳理出惠氏撰作過程的工作對于準確認識惠氏《左傳》有著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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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寧老師的精彩報告引起了現場熱烈的討論。評議人陳冬冬老師認為樊寧老師的工作通過對惠棟著作時序性的考察,解決了清代學術史上關于惠棟《左傳》學特點的爭論。陳老師認為批校本、稿本、刻本之間是否呈線性關系有待商榷,并表示,希望能看到樊老師對惠氏《左傳》之地位學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地位做更多闡釋。評議人吳柱老師認為樊老師的研究做得非常扎實且豐富,并就樊老師的報告提出了一些建議和許多值得探討的問題,吳老師認為,用“轉變”一詞描述惠氏學術特點的變化值得商榷,改作“傾向”或更加嚴謹;此外,如能見到李文藻刻本所據原本,本研究的結構和邏輯會更加完善、圓融。

董恩林老師充分肯定了樊寧老師的研究,鼓勵在座的同學們學習樊寧老師廣泛比勘的研究方法。董老師還強調了研究興趣的重要性,激勵同學們將問題意識和自身興趣結合,勤奮用功。張固也老師對樊寧老師的報告提出了一些改進意見,同意吳柱老師對于“轉變”的意見,指出據批校本、稿本及刻本異同判斷撰作思想應當更加謹慎。黃玨老師指出,《左傳補注》凝集惠氏四代人的思想,區別惠棟個人思想與父祖思想有一定難度,當慎之又慎,做出進一步說明;希望在說明惠氏《左傳》學思想轉變時,能結合清代學術史,上溯前代學術史,并以歷代左傳學者中“批杜”的傳統為例做了簡略的說明。郭濤老師建議,結合惠棟個人經歷和當代學術背景,而不僅僅是從文本出發,或可使思想史的研究更加豐富。樊寧老師一一回應了老師們的建議,同與會老師們進行了精彩的討論,在座同學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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