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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考證筆記研究的材料、視角與方法——舜徽講壇·學術論壇第二期紀要

發布者:     [發表時間]:2021-04-13     [來源]:     [瀏覽次數]:

4月9日下午,由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及“文獻學與經學史”研究群主辦的舜徽講壇·學術論壇第二期在科學會堂301會議室順利舉行。講座主題為“清代考證筆記研究的材料、視角與方法”,由武漢大學文學院李寒光老師主講,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陳冬冬老師主持講座,吳柱、樊寧兩位老師與談。歷史文獻研究所、中國古代史教研室董恩林、張固也、許剛、張達志、李明、謝祺、洪國強等老師出席講座。

本次講座中,李寒光老師與我們分享了他近年來研究清人考證筆記的成果與心得。

首先,李老師指出清代考證筆記既是古籍校注和研究清代學術史必不可少的材料,同時也是需要系統研究的一類清代文獻。本次講座主要探討的正是作為研究對象的考證筆記。

李寒光老師強調,當下研究清代考證筆記需要注重運用新材料,同時也要審慎對待全新的材料類型。相較于前輩學者,今天我們可以見到大量古籍影印資料,享受古籍數字化的成果,這使我們能看到更多新的考證筆記著作。與此同時,也需要認識到影印、數字化手段存在的局限和缺陷。譬如,不是所有古籍都有影印本或電子化資源,黑白影印本可能湮沒文本信息,等等,因此研究者不能過度依賴技術手段,仍應盡最大可能訪求原書。

除此之外,稀見版本和稀有材料也應引起充分重視,如各大圖書館所藏稿本、初刻本、初印本、批校本和札記冊子等,都是研究清代考證筆記的重要資料。過去的成果中對不同印本重視程度不高,但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初印本與后印本之間、早期版本與晚出通行本之間可能存在較大差異,需要給予足夠關注。關于札記冊子的重要性,李老師舉了《愈愚錄》的例子加以說明。舊題《愈愚續錄》(書衣題作《愈愚錄續》)一書并非《愈愚錄》的續作,而是劉寶楠日常謄抄材料的札記冊子,“續錄”之名實為誤題。在比對《愈愚錄》與此札冊時,發現了《愈愚錄》正本中沒有注明的部分內容的出處,正本中因謄抄錯誤而無法理解的段落,在獲得此札記之后也得見原貌。

目前學術界對清代考證筆記的應用方式主要是對考證筆記的成果的運用,采用清代學者的觀點校正古書、研究學術問題,其次就是針對考證筆記的具體內容做考辨工作。但將清代考證筆記作為一類有共同特征的、能夠被描述、總結的對象的研究還不夠充分。

將清代考證筆記作為研究的主體對象,首先需要討論其概念、規模和分類。李老師認為,“考證筆記”是具有一定彈性的的模糊地帶。要界定考證筆記的概念,或許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第一,考辨、訂正的對象;第二,筆記體裁的認定;第三,考證筆記與考證專著的區分。關于考辨、訂正的范疇,李老師采取漆永祥老師的觀點,將之限定為對書籍、對古文獻的考辨訂正,對于后兩條標準,李老師認為,由于筆記體在四部分類法中并無特定分類,這一體裁天然帶有隨意性和模糊性,針對考證筆記的本體研究應該將筆記——具備無統一話題、無統一宗旨等特征——與以筆記條目形式呈現的專書,區分開來。

基于考證筆記概念的彈性,對清代考證筆記數量也難以做出精確統計,強調數量和規模是為了建立整體認識,對考證筆記進行分類也是出于同樣的需求。統計和分類不務求精確,但能起到區別領域、逐一深入的作用。分類工作面臨的主要困難是筆記自身形式和內容的模糊屬性造成的,難以用單一標準做出涇渭分明的劃分。為研究之便,李老師提出的分類方式大體依循了劉葉秋先生的分法,以考證對象是否為典籍作為分類標準并分為三類:一是群書考證類,即完全以考證典籍中的疑難問題為主要內容的著作;二是群書考證而兼及事物考證類(以典籍記載考證各類事物),其事物考證所占比重較少;三是群書考證與事物考證并重類,二者均是著作的重要內容。

明確研究主體后,可以圍繞主體展開多種視角的考察。在此,李寒光老師與大家分享了他由清代考證筆記編刻考察其中映射出的學人心態的成果。

首先,清代考證筆記的編纂有十分樸素的動機,即對自己辛苦積累的材料敝帚自珍,不欲有所散佚。但這絕不是清儒積極寫作筆記的全部原因,筆記在清人學術觀念中具有重要地位。李老師引用了汪師韓、桂馥等人對于考證筆記著作的評論,指出將考證筆記視為“六經之支與流裔”,有“霑溉后學”之用,是清代學人中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不僅如此,清人編纂考證筆記時有強烈的自覺意識與標榜心態。考察清儒考證筆記的成書過程,不難發現,清人所謂“著作不輕易示人”未必符實,事實上,他們不僅有意編纂考證筆記,更不吝奔走,積極謀求著作出版事宜。這些行為充分顯示出清人著書的自覺意識。

清人考證筆記中存在“互相抄襲,陳陳相因”,也是研究者不能忽視的現象。李老師強調,清人筆記中的這種現象不能一概以抄襲目之,清人著述相互承用的原因是多樣的。整理、出版者在匯編時的失誤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清儒著述往往在其身后付梓,抄錄、整理的工作由他人完成,整理過程中,誤將著述者用以謄抄、積累材料的筆記當作原創作品的現象屢見不鮮。如邵晉涵《南江札記》,是書由邵晉涵之子整理刊刻,將邵氏抄錄古書及時人相關著作的內容也收錄在內,造成“抄襲”的表象,顯然不能將之視為邵晉涵的抄襲行為。

最后,李寒光老師以自身研究經驗為例,向同學們介紹了從事考證筆記研究的具體方法。李老師指出,比較是文獻學專題研究最基礎的方法之一,包括同一著作不同版本的比較、同一作者不同著作的比較、同一類型下不同著作的比較……在比較中往往能發現問題。

通過對王鳴盛《蛾術編》抄本與通行刻本的比較研究,發現抄本與刻本的差異不僅存在于字句、篇目、卷次等版本方面,這是研究者較容易注意到的相對“常規”的差異。由于《蛾術編》的著者與最后成書的校刻者不是一人,在抄本與刻本文字的增刪中,可以發見后者對前者形象的塑造。通行本《蛾術編》是清道光年間吳江沈氏世楷堂刻八十二卷本,而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楊文蓀九十五卷抄本不僅保留了《說刻》十卷、《說系》三卷,文字也與通行本多有不同。經比較發現,通行本的校刻者迮鶴壽在校正訛誤、精簡文句的同時,也刪去了一些個性化的內容,例如王鳴盛認為《江南通志》較《浙江通志》為優,并明顯有高諷浙人學風之意;王鳴盛不喜王弼,抄本中提及王弼頗多惡詞,而這些語句在刻本中被全部刪去,世人也因此無緣見到王鳴盛如此生動的一面。

清儒著述往往旁征博引、考證精詳,清人學風嚴謹之論早已深入人心,比對清人著述中的引文與原文,或可發現一絲別樣的色彩。洪亮吉《曉讀書齋雜志》初錄上卷九十五條札記引文中,有十六條引文與原文不符,存在文字錯訛、脫漏、倒乙、原文雜糅和文不對書的現象。部分錯誤可能是刊刻所致,但另一些錯誤確系著者本人所為。在引《說文》訓“晏”字時,洪亮吉略去了“星”字,使其說得與《淮南子》互證。牟庭好以方言俗語解經,引《莊子·天下篇》“沐甚雨,櫛甚風”,證其解《論語》“何甚人”作“甚么人”之說。然而這一處引文完全錯誤,《莊子》本作“沐甚風櫛疾雨”,與牟庭所引差之千里,并不能佐證其說。這些改動究竟是有心還是無意,實在耐人尋味。清代考據學是否真如過去認為的那樣學風嚴謹,也有待更多的驗證。

從《淮南子》許高二注相雜一書被清代學者逐步發現的過程可以看出,重要學術觀點的提出,往往需要一個過程。新的發明可能會是學術突變的結果,但學術漸變而逐漸完善成一個觀點,才是更普遍的常態。我們對清代考據學成就的認識,主要依賴清人考證專著,在這些專著中,他們集中解決了古書流傳中存在的大量問題,充分體現了考證的高超造詣與精湛技藝。然而,在此之前的漫長積淀卻極易被忽略。因此,如果只注目于清人的考證專著成就,就容易一葉障目,不見全部。而清人考證的歷時推進,恰好散見于清代考證筆記的零散雜篇之間。要想看到完整的、流動的清代學術史,有必要將清代考證筆記中的材料分類編排,前后比較。

李寒光老師精彩的講座引發了現場熱烈的討論。董恩林老師充分肯定了從考證著手的研究方法,考證、整理與理論研究從來不是對立關系,考證既容易入手,其成果也足夠扎實,順藤摸瓜往往能發現重要問題。張固也老師對筆記體的分類方式進行了一些補充,也指出,在進行具體研究時不必過分拘泥類目。對于研究方法的問題,張老師強調,文獻學研究應當腳踏實地,從比對、考證等基本功夫入手,切忌好高騖遠。陳冬冬老師對本次講座采取的方法論分享的形式給予高度贊揚,這種授人以漁的交流對有志于清代學術研究的同學們大有裨益。樊寧老師就影印本、膠卷湮沒文本信息的問題進行了展開,再次申明了盡量閱覽原書的重要性。吳柱老師與李寒光老師圍繞考證筆記的界定標準,就其在精密與通達之間的平衡進行了一些探討。老師們就清人著述互相承用的現象展開熱烈討論,補充了一些例證、提供了許多有益的觀點,在座同學們深受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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