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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明講壇”第十二期紀要

發布者:     [發表時間]:2021-06-15     [來源]:     [瀏覽次數]:

2021年6月8日晚上7時,第十二期正明講壇在華中師范大學逸夫國際會議中心二樓會議室成功舉辦。本期主題為“楚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由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劉玉堂教授主講,楚學研究所所長黃尚明教授主持。宋亦簫、肖海燕、傅玥、王洪強、王闖等老師與來自華中師范大學、武漢大學、湖北大學、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博物館的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等近百人參加活動。

講座伊始,劉老師從學科建設的角度回顧了楚文化研究興起與發展歷程。從上世紀楚幽王墓被發現開始,楚文化的研究已持續近百年時間。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一些重要的學術社團和研究機構的產生,楚文化研究得以建制化系統性展開。1980年1月,《江漢論壇》和《江漢考古》開設楚文化研究專欄。其后,湘鄂豫皖四省楚文化研究會(以考古學專家為主)、湖北省楚國歷史文化學會先后成立,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楚國歷史文化研究所(后稱楚文化研究所)與武漢大學荊楚歷史地理研究室相繼組建。進入21世紀,張正明先生在華中師范大學創立了全國第一個楚學研究所,湖北大學、長江大學等高校也相繼成立了楚文化研究機構。據不完全統計,40年來,楚文化研究相關論文不下于3000篇,著作不少于300本,可謂汗牛充棟,蔚為大觀,在中國地域文化研究中首屈一指。劉老師按主題將這些研究成果分為十大部分,本期講座就前五個部分進行了學術史回顧與展望。


第一部分是楚文化的綜合研究。劉老師指出,迄今為止,影響最大的楚文化研究成果仍是張正明先生的《楚史》和《楚文化史》。張正明先生在這兩本書中構建了楚文化研究基本框架,提出了一些重要問題和概念。比如,張先生高屋建瓴,將楚文化史劃分為濫觴期、茁長期、鼎盛期、滯緩期、轉化期等五個時期,又提出楚文化的六大支柱說和五種精神說。其中,六大支柱指的是以青銅制造、絲織刺繡、漆木器為代表的物質文化和以老莊哲學、屈騷文學和楚美術樂舞為代表的精神文化,五種精神即楚文化中蘊含的進取、團結、開放、和諧、愛國的精神。關于楚文化之源,張先生認為楚文化是融合了中原文化的末流和楚蠻文化的余緒而形成的一種帶有濃厚地方特色的古代文化,其主源并非三苗文化,而是祝融部落集團崇火尊鳳的原始農業文化,并在歷史發展中逐漸形成了外求諸人以博采眾長,內求諸己而獨創一格的特異風采。同時,這兩部成果各有側重,相較而言,《楚文化史》主要依據考古材料,借助民族學、考古學等理論方法對楚文化發展歷程進行疏理;《楚史》則全面考察了楚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內容,是一種歷史的、區域史的寫法。劉老師認為,這兩本書是最重要的楚文化研究成果,應列為楚文化研習者首要書目。關于其它楚文化綜合研究成果,還有何浩的《楚滅國研究》、魏昌的《楚國史》、李玉潔的《楚史稿》、顧鐵符的《楚民族述略》、王生鐵主編的《楚文化概論》、宋公文的《楚史新探》、何光岳的《楚滅國考》、羅運環的《楚國八百年》、蔡靖泉的《楚文化流變史》等等,劉老師均逐一點評,并提及了魏昌的《楚國歷史文化讀本》和劉老師剛主編出版的《楚脈千秋》等相對通俗的綜合性知識讀物。

第二部分是楚族源、世系、人物研究。關于楚族源,綜合性研究著作有王光鎬的《楚文化源流新證》、何光岳的《楚源流史》等,而相關研究成果還有不少,其代表性觀點可總結為“五源六說”。“五源”包括東來說、西來說、北來說、南來說、土著說,加上張正明先生提出的“非夷非夏、亦夷亦夏”說則為“六說”。隨著清華簡等文獻的整理刊布,北來說和非夷非夏說逐漸得到學術界主流的認可。楚人早期居地問題與楚族源密切相關,在之前已得到基本解決,但在《楚居》刊布之后,記載的楚遷徙次數遠多于歷史文獻的記載,由此又形成一系列新問題。第一,《楚居》所提到的居地是否都是楚都;第二,《楚居》所提到的居地是否都為地名;第三,《楚居》所提及的居地是否有遺漏,或是否存在與文獻相關記載所指相同而名稱相異的情況。其中,“京宗”與“丹陽”成為學者們討論的熱點,李學勤先生認為京宗是荊山山脈之首的景山,夷屯即是丹陽;周宏偉先生認為京宗在陜西境內且《楚居》所提到的地名都在陜西與湖北無關;尹弘兵先生指出京宗既不在景山,也不在陜西,可能只是政教合一的一種表述;還有學者認為根本沒有丹陽,要告別丹陽情結。在楚人物研究方面,一是對祝融等楚先祖研究,如對于祝融的職司火正,何浩先生認為“火”指“大火星之火”而非“火焰之火”,火正負責觀象授時,與天文歷法有關;二是對楚王的研究,這主要聚焦于武王、文王、成王、莊王、靈王、懷王、惠王、昭王等等;三是對一些著名人物的研究,如孫叔敖、白公勝、申包胥、伍子胥、吳起、莊蹻、屈原、春申君等等都是被研究較多的人物。

第三部分是楚政治、法律、軍事研究。在政治研究方面,劉老師分不同主題展開講述。關于政治制度,楊華的《楚國禮儀制度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鄭威的《楚國封君研究》則通過補入出土材料,對楚國的封君制度進行了深入探討。關于楚國何時進入國家階段的問題,主要有殷商時期、西周之初和春秋早期等三說,還有人認為,從嚴格意義上說,楚國進入國家階段應在成王時期。張正明先生認為熊繹時期與武王時期都可以說建立了國家,但嚴格地說,熊繹可能還是一個部落酋長,楚國的一些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還是在武王時期。所以,春秋早期楚國建立國家這種說法可能占統治地位。羅運環先生則提出與三說不同的夏代說,認為荊楚在夏代早期就已立國,但非正式國家。關于楚國的社會性質,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何浩先生在《試論西周春秋時期的楚國土地占有制度》等文中認為楚國的進程與中原國家類似,西周至春秋時期為奴隸社會,戰國早期開始進入封建社會;二是張正明先生在《楚國社會性質管窺》等文中認為楚國在若敖、蚡冒以前是原始社會,武王以后是包含著封建性質的農奴制社會。關于楚國的繼承制度,主要有嫡長子繼承制和少子繼承制(有學者指出少子繼承制多見于內亂等非正常情況)等兩種觀點,羅運環先生提出了楚國實行太子繼承制的新觀點。關于楚國的職官制度。楚國職官多以“尹”命名,楚人尚左,所以部分學者認為楚國的職官制度中“左”職大于“右”職,但何浩先生認為只有楚國的副職涉及“左”、“右”之分,且以“右”為尊,雙方各有證據,故該問題尚存爭論。關于楚國的地方制度,楊寬、顧久幸等學者對此有專門研究。顧久幸的《春秋楚晉齊三國縣制的比較》從三國縣制創立的時間、背景、規模、地緣政治作用等方面加以比較,研究比較深入。縣制又涉及到“楚國第一縣”的問題,一種觀點認為楚國第一縣是權縣,宋公文先生表示反對,認為應是息縣。在法律研究方面,由于包山楚簡的司法簡得到整理,不少學者做了一些研究,著作方面有陳紹輝《楚國法律制度研究》、張伯元《出土法律文獻叢考》。其中,《出土法律文獻叢考》對包山簡的法律日期法律時間及司法案件做了研究,認為司敗是一種代理人。在軍事研究方面,雖有涉及楚國的軍制、戰術、戰例的研究論文,但數量不多,主題分散,相關研究稍顯薄弱。

第四部分是楚經濟、科技研究。在經濟方面,綜合性研究著作有郭仁成的《楚國經濟史新論》、劉玉堂的《楚國經濟史》、程濤平的《楚國農業及社會研究》。其中,《楚國經濟史新論》把楚國作為南方經濟區域的一種重要代表與北方中原華夏的經濟進行比較,認為秦、晉的小農經濟為兩千年封建社會奠定了堅實基礎,而楚、越相對發達的商品經濟為中國后來發展的商品經濟奠定基礎。《楚國經濟史》試圖從楚國的土地制度、賦稅制度、宗法制度以及農業、手工業、商品經濟等方面揭示楚國經濟發展的模式與水平。在專題研究方面,除了具有代表性的趙德馨的《楚國的貨幣》一書外,還有多篇代表性專題論文,比如黃尚明的《峽江地區環境對楚人生計的影響》、舒之梅《楚國經濟發展的脈絡》、郭仁成《屈賦中所見楚人的經濟生活》、王穎《從包山楚簡看戰國中晚期楚國的社會經濟》、劉玉堂《楚國井田制度管窺》、晁福林《<九店楚簡>補釋——小議戰國時期楚國田畝制度》、王紅亮《包山楚簡151~152號簡補釋——兼談戰國時期的楚田制》、吳永章《楚賦稅制初探》以及黃德馨關于“郢爰”方面的論文。在科技方面,主要研究著作有后德俊的《楚國科學技術史稿》、高介華與劉玉堂合著的《楚國的城市與建筑》、王勝利的《楚國天文學探索》。《楚國科學技術史稿》比較全面地介紹采礦冶金、漆器制作、玻璃生產、絲織刺繡工藝,包括黃金分割、沉井法等內容。關于楚國科技的專題研究論文,易德生《科技考古視野下的商王朝錫料來源與“金道錫行”》一文研究青銅原料來源,張昌平對商周時期楚系青銅器的工藝有較多研究,他認為曾侯乙尊盤采用失蠟法工藝證據還不充足,馬仁杰等《宜昌萬福垴遺址青銅器的科技分析及相關考古學問題》發現楚地出土銅器的合金材質以錫青銅為主,基本不用鉛,這與中原地區多用鉛有明顯不同。楚國天文歷法是一個難度較大的領域,有人認為楚歷以亥月為歲首;陳久金《屈原生年考》通過屈原的生年判斷楚人使用周正歷;還有人認為楚國同時用夏歷和周歷,即若敖在位和楚被秦滅時用夏歷,之前與之后用的周歷;曾在天文臺工作的王勝利先生認為東周時期的楚國在自行編歷的工作中,對紀年法、紀月法和正月的設置等都進行了既有別于商周、又有別于諸侯各國的改革創新。在紀年方法上,用與楚國有關的軍事、外交方面的大事紀年代替了以執政君主的在位年數紀年(黃尚明則對楚國大事紀年提出了新見);在紀月方法上,用與楚人祭祀風俗有關的術語紀月代替了數字紀月;在月建方面,采用了“三正”之外的亥月作為每年的正月。此外,劉彬徽、劉信芳、武家璧等先生也對楚歷法問題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新見,目前尚待形成主流意見。

第五部分是楚地理、疆域、都邑研究。在楚地理研究方面,劉老師強調此處單講地理內容,而與前述族源問題有所區別。他認為,石泉先生的《古代荊楚地理新探》和《古代荊楚地理新探續集》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楚地理研究成果。《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指出楚國的丹陽最先在現在的陜西商縣(丹江上游),后來遷徙至河南淅川的丹水之陽,即現在的丹淅之會。楚國的郢都與江陵城沒有關系,郢都在楚皇城。張正明先生持不同觀點,認為楚國早期的丹陽在丹淅之會,后來遷移到南漳。其它楚地理研究成果還有陳偉的《楚“東國”地理研究》、徐少華的《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左鵬的《楚國歷史地理研究》、尹弘兵的《楚國都城與核心區探索》、鄭威的《出土文獻與楚秦漢歷史地理研究》等。楚地理研究論文數量較多,探討最為集中的是丹陽地望問題,目前主要觀點包括當涂說、秭歸說、枝江說和丹淅之會說,其中,丹淅之會說得到了更廣泛的認可。另一個討論重點是郢都地望,黃盛璋等認為郢都從武王開始就是江陵紀南城;石泉先生認為當時的郢都是楚皇城,江陵紀南城不曾為郢都;一種觀點認為春秋時期郢都在楚皇城及其周圍,戰國時期一直到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之前,郢都在江陵紀南城;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紀南城只在戰國中期至公元前278年為郢都。目前,武王與文王遷都的郢都不在紀南城已被絕大多數學者所認可,而江陵城始于楚昭王吳師入郢之后還是戰國早期還有爭議。在楚疆域研究方面,受制于史料存有狀況,北部與東部疆域被研究得較為充分,最大的爭議在于楚國的南疆。有人認為楚國南界已到達南嶺,也有人認為楚國南界沒有越過嶺南,這一問題至今還沒有解決,有待新的考古發現。在楚城或楚都邑研究方面,諸如別都、軍事城堡、楚長城,以及具體的楚方城、夷陵等問題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

在對以上五大部分進行全景式回顧以后,劉老師還逐一進行了研究展望。在楚文化綜合研究方面,他認為應結合新的研究成果,從宏觀上提煉楚文化的總體特征,并深入認識楚文化在整個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在楚族源、世系及人物研究方面,他認為應進一步研究楚與商、周之間的關系,考證從熊渠到若敖熊儀的楚國世系,鬼谷子與申叔時等人物也值得關注。在楚政治、法律及軍事研究方面,關于楚國政治,應深入探究王權與族權的關系,比如,從制度來看,王權能否駕馭族權,族權能否架空王權等;關于楚國法律,目前學界主要通過司法簡中楚國司法案件的判決反推楚國的法律,但司法與法律非同一概念,更完整的楚國法律研究還有待考古新發現;關于楚國軍事,尚缺一部綜合性研究著作。在楚經濟、科技研究方面,劉老師認為不能回避綜合性宏觀研究,要思考楚國社會性質是否有第三種可能,而楚國經濟管理、職官制度、科技思想也值得繼續探討。在楚地理、疆域、都邑研究方面,劉老師認為丹陽是否存在、夷屯是否即丹陽、夷屯是何時的楚都等問題尚需進一步研究,而楚國的南域是否越過南嶺、楚文化的西漸的過程與邊界等問題,也尚待明確。

講演結束后,有研究生就范蠡思想、楚族源、楚國軍事等話題與劉老師進行了討論。最后,黃尚明老師對講座進行了簡要總結。他認為,劉老師繼承了張正明先生的學術視野,從宏觀到微觀,對楚文化研究成果進行了全面疏理,娓娓道來,如數家珍,并結合學術史上的重要問題,論其得失,指點迷津。總之,今天的講座信息量大,啟發性強,對深化與拓展楚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歡迎劉老師繼續做客正明講壇。至此,“正明講壇”第十二期講座在熱烈的掌聲中圓滿落幕。(文稿經主講人審閱)


執筆 | 孫葉虹

編輯 | 倪董欣 權逾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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